张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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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有天使因你而来(1)

2017-04-21 08:57:45 编辑 删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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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 刘京生与毛大华的幸福生活

 

毛大华青春年少的时候,像一管青翠而又柔韧的竹,亭亭玉立,摇曳生姿。她23岁与刘京生结婚时,穿的是一套浅绿色的嫁衣,更让人联想起竹的灵动与淡泊。婚礼上,她不像别人的新媳妇,可以娇羞地坐在那里,一边听着祝福,一边在自己的想象里幸福得一塌糊涂,而是迎来送往,点烟递茶,忙里忙外,完全不把自己当新人。

原因很简单,她的夫君刘京生没有双臂和双手,所以婚礼这种具体而又烦琐累人的“喜事”,全得靠她一个人张罗。

婚礼结束,众人告别,一夜平安无事。

第二天一大早,毛大华开门朝外一瞧,哎哟,厂子里的大嫂大姐们站了一片,好像在等着看动物园的大熊猫。

毛大华觉得稀罕,就问:“你们看啥呢?”

众人就乐:“哈哈哈,咱这妹子没被吓死,还活着呢。”

原来,刘京生没有双臂和双手是表面现象,更严重的是他有内伤:肚子上的皮肤整个是黑的,上面有个一尺见方的洞,经年不愈,血肉模糊。有人说过,这孩子,穿着衣服像人,脱了衣服像鬼,不知道的人保准吓一跳。

这件事,厂子里的人全知道,就瞒着毛大华一个人。

刘京生说:“咱们得承认,肚子上有伤,是瞒了人家姑娘了。”

许多人估计,纸包不住火,毛大华当晚知道了这事儿,一是可能被吓个半死,二是说不定会闹起来。

毛大华说:“那天晚上,我帮刘大哥脱衣服时,发现他的背心全粘到身上了,一看,是伤口往外渗水,再一看,桌上有紫药水、碘酒,还有一个瓶里头有药水泡的纱布。我爸是个老中医,我经常帮他治疗病号,所以我也没害怕,赶紧帮他把伤口弄干净,换了药。”

厂里的大姐们问她:“这事没给你说,你生气吧?”

毛大华淡淡一笑:“那生什么气呀,都结婚了,嫁鸡随鸡,嫁狗随狗,假如头天结婚,第二天又抽风啥的,你不也得跟着过呀。我就跟定我这男人了。”

那一刻,刘京生远远地望着他的新人,一种温暖从心底升起,不仅因为她的善良,还因为她处变不惊的大度与从容。



1


刘京生寸头方脸,一口京片子,如果不看两只空荡荡的袖管,他就是一位熟悉的邻家大哥。

他是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。

那个年代的人是吃过大苦挨过大饿的人。

一位日本学者说,挨过饿的一代是最有爆发力的一代,他们埋头苦干的力量是任何一代人都无法企及的。


刘京生的父亲是解放军的一位司机兵,他在抗美援朝时参军,驻扎在南苑机场,因参加建设北京航空航天学院,转成了学院职工,后来响应政府号召支边,他被调到江西工作。在刘京生的记忆里,父亲很早的时候就患了严重的肾病,干不了重活,一直病休,家里的事,里里外外都靠妈妈张罗。

刘京生的妈妈是老北京,没有正式工作。“我们家生活条件非常不好,家里有5个小孩,吃饭穿衣都比较困难。除了父亲的工资,主要靠母亲打零工过活,在建筑工地和泥掂砖这样的活挣钱多,轮不到她,她只能干些收入更低的活。有一种活叫‘补花儿’,桌布或窗帘上面有各种各样的花儿,他给你贴好图案,要你按要求把它绣出来。还有一种活叫‘折页子’,把印刷出来纸按要求折叠起来,以便裁切成书。我们还糊过‘药口袋’,那时在医院看病,开三天的药,就用这种小纸袋装,糊几十个才一分钱。”


刘京生小小年纪就知道心疼妈妈,“那时候我还挺小的,老想帮我妈干点活,我们胡同口有一个大宅子,里面烧锅炉,我妈每天给人家抬煤,一大筐一大筐地抬,我就站后面帮我妈举着这个扁担,让她能够轻一点。我妈说你别弄了,你这一举人家没法抬了”。

   

后来,妈妈找了一份比较稳定的活,制作“伊拉克蜜枣”:在一个小木片上面插一排针当工具,围着枣划开一条条的裂口,然后用蜜腌制。

那个作坊离家很远。

刘京生家住南锣鼓巷附近的炒豆胡同,妈妈每天要从家里走到三环外的大钟寺一带,来回16公里路,需要3个多小时。“那时候我不太清楚大钟寺在哪儿,只是看着我妈每天走着去走着回来,特别辛苦。她舍不得坐公共汽车,干一个月能挣十几块钱就算不错了,不可能再拿出钱买车票。那时候向北出了安定门,就是老玉米地了,她一个妇道人家,就这样每天在荒郊野地里奔波。母亲为了养家,别说每天起早贪黑地干活了,就说每天走这几十里路,得付出多少汗水和体力呀?”

   

   20世纪60年代初,赶上困难的时期,他们开始挨饿。“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吃白菜帮子。那时候买白菜有定量,每个人规定只能买多少斤,然后剩下就是捡菜帮子,菜帮子也不好捡,捡到后我们就扔在房顶上,把它晒干,一年到头就吃这个。那时候哪见过白面馒头啊,我们是把棒子面跟干菜团在一块儿蒸了吃。我小妹妹说,我不想吃菜窝窝,我就想吃一个真正的窝窝头。那时候市民的粮食定量是每月21斤,一人每天只有几两粮食,你要想吃也可以,我妈就给她做个一两面的窝窝头。这个窝窝头确实漂亮,可是两口就吃没了,第二天她说,我还是吃菜窝窝头。

   

  “我妈那时候不仅瘦,而且浮肿。我们院里有一棵榆树,一棵柳树,榆树的叶子很快就吃没了,只能吃柳树叶。春天时吃嫩芽,还比较好吃,到了夏天柳树叶子变得非常苦,根本不能吃,我妈就把它给煮了,一遍一遍地煮,然后剁吧剁吧搁在棒子面里一块儿吃。最后把柳树也吃光了。但是天无绝人之路,我们家有福气在哪儿呢?门口有一个豆制品厂,做豆腐一类的东西,这个厂子每天要把豆腐渣拉出来,一桶一桶倒在马车上,于是全胡同的人都来抢豆腐渣,这个豆腐渣等于把这条胡同的人都给救了。

   

  “另一个有福气的事儿是我们胡同附近有一个工厂,他们每天烧锅炉剩的煤渣就倒在我们胡同口,煤渣刚一倒出来还很烫人,我们的铲子和簸箕都冒烟了,脚底下的鞋烤得滚烫。那也得抢啊,你不抢就没了。这些没有烧透的煤渣,还挺好烧。我家用砖头码了一个大的池子,一年四季就不用买煤了,省下一大笔开支。所以,那时候我们几个孩子放学回来之后,就这一个课外活动,没有什么苦不苦的,捡到煤渣就是幸福。”

   

刘京生除了捡煤渣,剩余的时间全用来练毛笔字。“我爸爸虽然文化程度不高,但是他特别重视写字,认为字就是一个人的门面,能写出漂亮的字,不管你干什么人家都喜欢。他要求我每天捡完煤渣后写100个字再去玩儿。他跟我讲,老家村里有一个先生,‘字写的像印得一样,那叫一个漂亮。’那时我是小孩儿嘛,心里打下了一个烙印,就觉着字能写成跟印得一样就算好。我就照着书上的字去写呗,书上不是有田字格嘛,我就照这个格写。开始的时候觉着挺没意思的,可是不写就得挨揍啊,写不好‘啪’的一个大耳瓜子,真打呀。那就得硬着头皮写呗。

   

   “那时候写字没有什么正经的本子,有一种白报纸很便宜,一毛钱能买几公斤。白报纸就是没有印字的新闻纸。我爸把这种纸订成一个一个的本子,供我练字。一个本写满了也不能扔,大字中间还要写小字,不能浪费了。

 

“那时我临摹的字帖有《灵飞经》《草字歌诀》,还有一本是柳公权的字,写着写着,就变成一种爱好了,当时不懂什么叫书法,就是爱写字,为了达到爸爸的标准,“像印的一样”,我干脆就写仿宋字,后来刻蜡版也那么写,那时的通知、小报什么的,都是用铁笔刻在蜡纸上,再油印出来的。我还学会了写美术字。先拿块湿抹布在黑板上勾出这个字的模样,然后用粉笔勾出印子,就可以把字写得很大。”  

 

初中毕业的时候是1968年。那时,大学不再招生,知识青年大多下乡接受“再教育”去了。但是刘京生是个例外,他所在的分司厅中学[1]被一支由造纸工人组成的工宣队——造纸五厂工宣队接管了,这个厂正好要招工,就留下一半应届生去当工人,这批16岁的中学毕业生就成了工人。


   当工人,学徒工一个月16块钱。“我的钱都交给妈妈,自己一分都不留,那时候觉得自己能够给家帮上忙,尽一份责任,挺高兴的。然后每天上班带饭。偶尔下了夜班,骑上自行车跟伙伴们街上下馆子,花个毛儿八分的,一人来一盘炒饼,打二两白酒,就觉得特别美。”(待续)




[1] 现为北京市第一中学实验部,校址在北京市东城区琉璃寺胡同15号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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